最高人民法院有趣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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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以下几则是网友Petriv在水木社区的发帖,颇有意思,转帖在此,以博一笑,笑过之余,可由此体察我国法律制度建立的渊源,在建国之初时虽然法律只是政策与中央意见的附庸,但是仍然对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以批复形式予以确认,目前的中国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念,以及构建成这一现代化法治理念的的庞杂的成文法实则来之不易啊。

当事人的上诉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天津市法院今后案件判决须于判决载明向何法院提起上诉的命令
1949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天津市人民法院:   查华北人民法院业已结束。今后京、津两市人民法院须于判决书后载明:“如不服本判决,得于判决送达后××日内(民事判决20日,刑事判决10日)向本院提起上诉,由本院转送上级法院”等字样,使当事人得知应向何法院提起上诉为要。   此令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社会渣滓”是否有上诉权问题的函
1954年10月14日,最高法院、司法部
湖南省人民法院:   你院秘密(54)字第33号函阅悉。关于第二个问题“社会渣滓犯罪,是否有上诉权”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社会渣滓”范围很广而且复杂,其含义也不很清,故用这一罪犯名称不很恰当。   二、是否准许这些罪犯上诉,按一般原则,应该准许上诉。

当事人死亡,案件即告终结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县法院判处死刑的犯人因病死亡是否需要复核问题的指令
1949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
河北省人民法院:   据你院法审字第38号呈报:高邑县在押反革命杀人犯郭士俊于本年10月26日夜12时,因患肺结核病死亡,是否仍应复核,请核示等情。查犯人已死,该案即属终结,无再核示之必要。   此令   附:   河北省人民法院关于高邑县反革命杀人犯郭士俊因病身亡是否需要复核的报告法审字第38号   最高人民法院:   据高邑县报告,反革命杀人犯郭士俊,于本年6月4日被判处死刑,报送太行法院复核,未奉批回,该犯忽于10月18日夜,急患肺结核病,全身发烧,肺部疼痛,大便下不来,全身肿胀,请医诊治,服西药五剂,中药一剂,均不见效。至10月26日夜12时,因病身亡,检同诊断书验断书报请备案等情。查我院于10月26日收到高邑反革命杀人犯郭士俊一案卷宗,系由石家庄专员公署转来的,我院尚未复核,而该犯郭士俊早已死亡,究竟这案是否仍应复核?颇有异议。有说犯人已死亡,犯罪主体不存在,已无复核之必要,发还原卷归档即可;有说犯人虽已死亡,而罪名仍应确定,以分别病死罪死俾免淆混不清,认为仍有复核之必要,究应如何办理之处,未便决定,特检同诊断书验断书,备文呈请鉴核示遵。   1949年11月10日

经判决的刑期不能擅自延长

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徒刑期满可否酌情延长问题的解答
1950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
问:徒刑或劳役期满,而被告仍有危害性,不宜释放时,可否延长其徒刑或劳役的期间?   答:我们认为判刑既有一定依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政策),就不能随便延长,这是人民法律的尊严。如执行期间继续发现其犯罪行为,如逃跑、暴动、杀人……等,则应再经法院另为审判,不能由监所擅自延长刑期。如果没有另外犯罪行为,仅系估计某犯人出狱之后仍可能有危害性,就不能作为加刑的依据。

保护善意第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对不知情的第三人买得的汉奸房产应否没收的问题
1950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法院:   (一)没收汉奸财产是对汉奸罪犯刑事处分的一种。如汉奸房产早已辗转卖给确实不知情的第三人,经证明该第三人买得的这份房产确系出于正当的行为,那他所获得的产权,应认为合法有效,人民政府应予以保护。如再作为汉奸财产予以没收,显然是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利。   (二)有人主张第三人买的既是汉奸房产,也应没收,“不知情的第三人虽受有损失,仅能向出卖人求偿。”这种看法实质上是为了没收而没收,不顾其他影响,显然是不对的。因为照这样处理,会引起社会很大纷扰,牵涉人民之间更多纠纷,而对汉奸本人并无多大惩处意义。因汉奸财产有的已转卖数次,牵涉很多人,有的汉奸已逃亡,事实上合法第三人也无法一层一层地向出卖人追偿损失。

婚姻与信仰自由

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天主教徒结婚问题的批复
1953年8月3日,最高法院华东分院
江苏省人民法院:   你院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处理婚姻案件的汇报”(乙)运动中遇到难以解决的政策问题之(三)中,提及:关于天主教徒与教外人士结婚,神甫出面干涉,应如何对待的问题,经我院与有关部门联系,并报经中央司法部核示后,提出如下意见:对于天主教神甫之此种干涉,一般应作为教会内部的事件,以教徒自愿为原则,政府不予过问。若教会方面坚持干涉,且教徒又不愿服从时,则政府应予教徒以法律保障。根据共同纲领及婚姻法的规定,对教徒的婚姻自由,予以保障。

宪法不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批复
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
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55〕刑2字第336号报告收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刘少奇委员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它在我们国家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合法的,或者是法定必须执行的,又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非法的,必须禁止的。”对刑事方面,它并不规定如何论罪科刑的问题,据此,我们同意你院的意见,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此复。

评论

  1. 前排,学习了,感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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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仔细拜读,表示支持!

    甲午年(马)腊月初八 20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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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博主很厉害啊,很少会有律师这种尖端人才建独立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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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常来坐坐,学习些法律相关知识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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