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体:自然人

自然人主体概述


行为主体,是刑法规定的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体,首先是自然人。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行为主体,只要求是自然人,而不要求其他内容。法是人类共同体的规范,只有人的行为存在违法与否的问题。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当然包括自然人这一主体要素。另一方面,根据客观的违法性论,只要自然人的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即使其没有达到法定年龄、不具有责任能力,也不影响对其行为的违法性的评价。所以,法定年龄、责任能力不是构成要件要素,而是责任要素。

特殊身份的意义


构成要件要求自然人具备特殊身份或者刑罚的加重减轻以具有特殊身份为前提的犯罪,称为身份犯。身份犯包括真正身份犯与不真正身份犯。真正身份犯,是指以特殊身份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主体不具有特殊身份就不成立犯罪。例如,刑讯逼供罪的主体必须是司法工作人员,所以,如果主体不是司法工作人员,其行为就不可能成立刑讯逼供罪。本款所讲的特殊身份,就是指这种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特殊身份;这种特殊身份,可称为构成的身份。不真正身份犯,是指特殊身份不影响定罪但影响量刑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人不具有特殊身份,犯罪也成立;如果具有这种身份,则从重处罚或者从轻处罚。例如,诬告陷害罪的实施者既可以是普通自然人,也可以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换言之,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但刑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诬告陷害罪的从重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身份,虽然不是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却是从重处罚的根据。这种特殊身份,也可称为加减的身份。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特殊身份,不包括加减的身份。

特殊身份是指行为人在身份上的特殊资格,以及其他与一定的犯罪行为有关的,行为主体在社会关系上的特殊地位或者状态。如男女性别、亲属关系、国籍、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证人等等。特殊身份必须是在行为主体开始实施犯罪行为时就已经具有的特殊资格、或已经形成的特殊地位或者状态,因此,行为主体在实施犯罪后才形成的特殊地位,不属于特殊身份。例如,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首要分子,不属于特殊身份。特殊身份是行为主体在人身方面的特殊资格、地位或状态,并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因此,特定犯罪目的与动机等心理状态,不宜归入特殊身份。特殊身份总是与一定的犯罪行为密切联系。例如,在叛逃罪中,国籍以及是否国家工作人员与犯罪行为有密切联系,属于特殊身份;但在故意杀人罪中,国籍以及是否国家工作人员与犯罪行为没有密切联系,因而不是特殊身份。

特殊身份既可能是终生具有的身份,也可能是一定时期或临时具有的身份。男女属于终生具有的身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等属于一定时期具有的身份;证人、鉴定人、翻译人等属于临时具有的身份。特殊身份既可能是由于出生等事实关系所形成的身份,如男女、亲属关系;也可能是由于法律规定所形成的身份,如证人、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还可能是同时由于事实关系与法律规定所形成的身份,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的人,一方面有基于亲属关系所形成的自然身份,另一方面也有基于法律规定的法定身份。

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特殊身份,只是针对该犯罪的正犯而言。例如,贪污罪的行为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但这只是就正犯而言。不具有上述特殊身份的人与上述人员相勾结伙同贪污的,成立共犯(教唆犯、帮助犯)。

刑法之所以将特殊身份规定为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主要是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1)有些犯罪只能由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实施。如刑法第401条规定的掏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予以减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行为,只能由司法工作人员实施。(2)有些行为只有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实施,其法益侵犯性才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例如,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如果由一般公民实施,则法益侵犯性较小,没有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如果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人们便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与国家政策联系起来,这样会造成严重后果,其法益侵犯性就严重。因此,刑法规定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的行为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为了保护特定法益,将某种犯罪作为加重类型,而规定特殊身份。例如,刑法规定了职务侵占罪,但为了保护国有财产与相关公共财产,刑法另设立贪污罪,将行为主体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如果刑法不另设立贪污罪,则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行为只能认定为职务侵占罪或者盗窃、诈骗等罪。(4)有些不作为性质的犯罪,由于相关法律只是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义务,故只有具有该特定身份的人不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才可能成立不作为犯罪。例如,只有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申报境外存款的义务,故隐瞒境外存款罪的行为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由上可见,特殊身份是表明行为的法益侵犯性的要素,因而属于构成要件要素。

特殊身份的类别


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特殊身份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以特定职务为内容的特殊身份。主要有国家工作人员(刑法第382条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法第397条等),司法工作人员(刑法第247条等),邮政工作人员(刑法第253条、第304条),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刑法第248条),行政执法人员(刑法第402条),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刑法第404条等),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刑法第409条),海关工作人员(刑法第411条),国家商检部门、商检机构的工作人员(刑法第412条),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检疫人员(刑法第413条),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刑法第165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刑法第166条等),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刑法第167条等),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刑法第169条),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刑法第169条之一),等等。

上述特殊身份中,最多且最难认定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93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四类人员:一是在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等)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四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该解释指出: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1)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2)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3)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4)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5)代征、代缴税款;(6)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7)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上述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382条和第383条贪污罪、第384条挪用公款罪、第385条和第386条受贿罪的规定。

从刑法规定以及立法解释可以看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特殊身份的核心内容。由于公务员制度不健全,刑法使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但其实质仍然相当于同外的广义的公务员概念,这从刑法第93条中有四处“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可明确。所以,不能因为刑法使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就要求主体必须代表国家从事活动或者以国家的名义从事活动。“依照法律”中的“法律”是指广义的法律,而不限于狭义的法律,依照法律实质上是依法的含义;它是指行为人的任用、地位、职务、公务行为等具有法律上的根据。“从事公务”,是指从事国家机关、公共机构或者其他法定的公共团体的事务。公务一般关系到多数人或不特定人的利益;公务是由国家机关或者其他法定的公共机构或者公共团体(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组织或者安排的事务,显然,公民自发从事的公益性活动,不属于公务;公务不必是权力关系的事务,因而与劳务不是对立的概念,虽然公务一般表现为裁量性、判断‘性、决定性的事务,但也不能一概将机械性、体力性的活动排斥在公务之外。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存在身份论与公务论(职责论)的争议。身份论认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是一种职务型犯罪,作为犯罪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身份。公务论则认为,犯罪主体是否国家工作人员,应以其是否从事公务来决定,而不问其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身份。还有学者主张,应当将身份与公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即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身份,如果不具有资格身份,则不可能从事公务;而具有资格身份的人,如果从事的仅仅是劳务,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从相关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来考察,应当采取公务论。至于行为人取得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特殊身份的途径是否正当,则不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2.以特定职业为内容的特殊身份。主要有航空人员(刑法第131条),铁路职工(刑法第132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刑法第163条等),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刑法第171条等),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的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或者证券期货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刑法第181条),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刑法第183条),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刑法第229条),从事实验、保藏、携带、运输传染病菌种、毒种的人员(刑法第331条),医务人员(刑法第335条),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人员(刑法第355条),等等。

3.以特定法律义务为内容的特殊身份,主要有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刑法第201条),对于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的人(刑法第261条),等等。

4.以特定法律地位为内容的特殊身份,主要有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刑法第305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刑法第306条),依法被关押的罪犯(刑法第315条),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刑法第316条),等等。

5.以持有特定物品为内容的特殊身份,如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依法配置枪支的人员(刑法第128条)。

6.以患有特定疾病为内容的特殊身份,如严重性病患者(刑法第360条)。

7.以居住地和特定组织成员为内容的特殊身份如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刑法第294条)。

8.以不具有特定资格为内容的特殊身份,如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刑法第336条)。这种身份在刑法理论上称为消极的身份(前七种均为积极的身份),即欠缺一定的身份。刑法规定消极的身份犯,是为了禁止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实施特定行为、从事特定职业,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则可以实施特定行为、从事特定职业。例如,刑法第336条规定的非法行医罪,就是为了禁止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行医;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当然可以行医。但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教唆或者帮助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的,仍然可能成立非法行医罪的共犯。

还有一些疑似特殊身份但并不是真正的特殊身份的情形。例如,生产者、销售者(刑法第140条)、公司发起人、股东(刑法第159条)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第222条)、投标人(刑法第223条)等等。从刑法分则条文的表述来看,生产者、销售者、公司发起人、股东等似乎不同于一般主体,但是,他们与其他特殊身份存在区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为例,任何人都可以直接从事生产、销售活动,因而都可以成为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者、销售者。在此意义上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行为主体,并无特殊之处。但其他特殊身份则并非如此。以贪污罪为例,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依法从事公务、管理或经营固有资产,因而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贪污罪的行为主体。此外,强奸罪也是疑似身份犯,而不是真正的身份犯,因为妇女也可以成为强奸罪的正犯(共同正犯与间接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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