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

犯罪中止的概念


刑法第24条第1款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据此,犯罪中止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未实行终了的中止,即在预备阶段或者实行行为还没有实行终了的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二是实行终了的中止,即在实行行为终了的情况下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

作为故意犯罪特殊形态的犯罪中止,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犯罪,而又中止了犯罪所呈现的形态。犯罪中止与中止行为本身具有密切联系:没有中止行为就不可能有犯罪中止形态,中止行为是犯罪中止形态的决定性原因,犯罪中止形态是中止行为造成的结局。犯罪中止与中止行为又有严格区别:从自动放弃犯罪和防止犯罪结果的意义上而言,中止行为本身不是犯罪,而是刑法所鼓励的行为;行为人在甲罪终了后,为了防止甲罪的结果发生而采取有效措施的行为,也可能触犯乙罪。但这是另)回事。犯罪中止形态则是犯罪的状态。换言之,中止行为之前的行为是行为人应受处罚的根据;中止行为本身是应当免除或者减轻处罚的根据。因此,不可将犯罪中止与中止行为混为一谈。

犯罪中止的法律性质


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对于中止犯,根据其是否造成了损害,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那么,对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是什么,这实质上是中止犯的法律性质问题。理论上存在形形色色的观点,不同观点会对犯罪中止的成立条件产生直接影响。

(一)政策说


李斯特提倡的一般预防政策说认为,刑法规定对中止犯减免刑罚,是基于防止犯罪的政策理由,即是为了给走上犯罪道路的人架起一道“返回的金桥”。特别预防政策说也认为,刑法规定对中止犯减免刑罚是基于防止犯罪的政策理由,但它着眼于特殊预防,即认为中止犯的人身危险性巳经减少或者消灭,因而减免刑罚。德国一些学者主张政策说,主要是因为其刑法规定不处罚中止犯。如果刑法规定对中止犯减轻刑罚,则不能完全由政策说来解释。此外,政策说也存在问题。例如,根据政策说,仅在知道刑法有减免处罚规定的中止犯人中才产生减免刑罚所能起到的预防作用,但事实上对不知道中止犯减免处罚规定的中止犯人,也必须减免刑罚。再如,政策说不能说明为什么对某些中止犯减轻刑罚,而对另一些中止犯免除刑罚。

(二)法律说


违法性减少、消灭说认为,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使得违法性减少或者消灭。但是,第一,如果违法性已经发生,就无法在事后减少或者消灭。第二,如果违法性消灭,就表明行为没有违法性,不能成立犯罪,这与减免刑罚相矛盾。第三,这一学说不能说明共犯的中止。违法性一般是连带的,有责‘性是个别的;女口果中止使违法’性减少,则共犯中一人中止时,对其他共犯人也应减免刑罚,这显然不合适。责任减少、消灭说认为,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使有责性减少或者消灭。其中,基于人格责任论立场的见解认为,中止行为显示的行为人的人格态度使其责任减少或者消灭,故减免刑罚。基于结果元价值论的见解指出,在行为已经产生了既遂的具体危险而又没有达到既遂这一点上,中止犯与障碍未遂犯相同,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没有既遂是否基于自己的意志。这种主观要素,并不是使违法性减少或者消灭,而是使责任减少或者消灭。但是,仅仅着眼于责任减少,不能完全说明对中止犯减免刑罚的理由,而且这种观点常常要求中止行为必须基于悔悟等伦理动机,这将使中止犯的成立范围过于狭小。此外,其中的“责任”的含义也并不明确。违法、责任减少、消灭说认为,因着手而一度产生的违法与责任,由于中止行为而减少或者消灭,因而减免刑罚。显然,这种学说可能同时存在上述两种学说的缺陷。

(三)并合说


并合说认为,政策说与法律说,都不可能说明对中止犯减免刑罚的理由,只有将政策说与法律说合并起来进行考虑,才能说明对中止犯减免刑罚的理由。刑法规定不处罚中止犯时,是以政策说为基础的并合说;刑法规定对中止犯减免刑罚时,则是以法律说为基础的并合说。但并合说之间还存在激烈争论。

其实,关于中止犯的减免根据,存在着是与既遂犯比较而言,还是与未遂犯比较而言的问题。倘若与未遂犯相比较,难以认为中止犯的违法性减少:倘若与既遂犯相比较,则应当认为中止犯的违法性减少。

本书赞成以法律说为基础的并合说,换言之,相对于既遂犯而言,对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来自三个方面:(1)行为人放弃犯罪或者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使得犯罪结果没有发生(相当于违法性减少说)。(2)行为人自动否定、放弃了原来的犯罪意图,这是没有发生犯罪结果的主观原因,表明对行为人的非难程度减少(类似于上述责任减少说)。但是,这里所称的非难程度减少或者责任减少,并不是指行为人对已经造成的违法事实的责任减少(这种责任是不可能减少的),只是意味着对行为人的特殊预防必要性的减少。(3)对中止犯减免刑罚,有利于鼓励犯罪人中止犯罪,避免给法益造成实际损害(类似于政策说)。违法性减少说与责任减少说,都直接左右犯罪中止的具体成立条件;政策说或许难以直接左右犯罪中止的具体成立条件,但有利于从宏观上放宽犯罪中止的认定。本书不赞成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是“行为已缺乏或不具备犯罪构成某些方面的要件”或者“巳消除或减轻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观点。因为前者并不明确(究竟缺少什么要件),而且容易损害构成要件的机能;后者不符合客观事实,业已形成的客观违法性不可能因为行为人自动放弃而“消除”。

犯罪申止的成立条件


犯罪中止与中止行为虽然具有本质区别,但中止行为是犯罪中止形态的决定性原因,犯罪中止的特征与中止行为的特征就成为表里关系,论述了中止行为本身的成立条件,也就说明了犯罪中止的特征或成立条件。

(一)中止的时间性


中止必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即在开始实施犯罪行为之后、犯罪呈现结局之前均可中止。“在犯罪过程中”首先表明,犯罪中止既可以发生在预备阶段,也可以发生在实行阶段,这是犯罪中止与犯罪预备、未遂的重要区别。不过,从犯罪的实质考虑,一般没有必要处罚预备阶段的中止犯。“在犯罪过程中”也表明,中止前的行为处于犯罪过程中,已经是犯罪行为;产生犯意后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便放弃犯意的,不成立中止犯。“在犯罪过程中”还表明,犯罪尚未形成结局,既不是既遂,也不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着手实行犯罪或未得逞,因而具有变更的可能性;犯罪预备、未遂、既遂都是一种结局状态,行为呈现结局状态后就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因此,犯罪既遂后自动恢复原状的,不成立犯罪中止;成立犯罪预备与未遂后,也不可能有犯罪中止。

中止的时间性,是由中止的有效性决定的,即“放弃犯罪或者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决定了中止必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中止不能发生在既遂之后,但如果对犯罪既遂缺乏合理解释(使既遂标准提前),也可能人为地限制中止的成立范围。

(二)中止的自动性


成立犯罪中止,要求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这是犯罪中止与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在主观上的区分标志。

1.关于自动性的理论学说

关于中止的自动性(任意性)的理解,国外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

(1)主观说认为,行为人放弃犯罪的动机是基于对外部障碍的认识时,就是未遂,此外的场合便是自动中止。其判断基准是Frank公式:能达目的而不欲时,为犯罪中止;欲达目的而不能时,为犯罪未遂。这一学说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判断“能”与“不能”?在客观上“能”但在伦理上“不能”的,如何处理?例如,儿子原本想在黑夜里抢劫他人财物,但实施暴力后发现对方是自己父亲而放弃的,是能达目的而不欲,还是欲达目的而不能?

(2)限定主观说认为,只有基于悔悟、同情等对自己的行为持否定评价的规范意识、感情或者动机时而放弃犯罪的,才是自动中止,此外的都是未遂。这一学说受到的批判是,将中止的自动性与伦理性相握淆,过于缩小了犯罪中止的成立范围。

(3)客观说主张,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对没有既遂的原因(引起行为人放弃犯罪或防止结果发生的现象)进行客观评价,如果当时的情况对一般人不会产生强制性影响,即一般人处于该情况下不会放弃犯罪,而行为人放弃的,便是犯罪中止;如果当时的情况能对一般人产生强制性影响,即一般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会放弃犯罪时,行为人放弃的,便是犯罪未遂。这一学说遭到的质疑是,其判断标准与“自动性”这一主观要素不相符合。换言之,是否具有自动性,只能根据没有既遂的原因对行为人本身产生的影响进行判断,而不能根据没有既遂的原因对一般人产生的影响进行判断。

(4)折中说主张,通过客观地判断行为人是否认识以及如何认识外界现象,来看外界现象是否对行为人的意识产生强制性影响,进而区分未遂与中止。但这种学说似乎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判断标准。

(5)主观的价值生活说的基本观点是,自动性的判断基准是行为人的主观的价值生活。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在于通过克服其主观价值进行了理性的自我调整。继续实现行为人的企图对行为人元价值时,放弃继续实施的,不具有自动’性;在考虑了所有契机的前提下,继续实现行为人的企图对于行为人并非无价值时,放弃继续实施的,具有自动性。但是,这一学说的根据与判断标准并不明确。

(6)犯罪人理性说,将犯罪人理性作为任意性的判断基准。犯罪人理性不同于常人的理性,犯罪人非常冷酷,会周密地考虑其具体行为的计划及其得失。犯罪人理性地放弃犯罪时,不具有自动‘性;’反之,不理‘性、不合情理的放弃,则具有自动性。例如,以为被发觉而放弃的,对于犯罪人而言是理性的,因而不具有自动性。反之,实施犯罪行为时,没有任何具体的原因只是突然感到强烈的恐惧而放弃的,对于犯罪人而言(根据犯罪人之间的“规范”),属于非理性的行为,因而具有任意性,成立中止。同样,基于羞耻心、后悔等而放弃犯罪的,都属于非理性的行为,成立中止。在判断放弃犯罪是否基于犯罪人理性时,犯罪人心理动机的强弱不是决定性因素。例如,在犯罪人以为被发觉而放弃犯罪时,即使他认为还存在可以继续完成犯罪而不受处罚的机会,也不具有自动性。反之,因为感到恐惧而放弃犯罪时,即使恐惧心理达到了元法克服的程度,也具有自动性。可是,犯罪人理性说存在诸多问题:犯罪人理d性的概念本身缺乏严密性,因而容易导致认定的随意性,导致越是冷酷的犯罪人越容易肯定其自动性;难以适用于实行终了的中止;如果按照一般人的标准判断犯罪人的理性,则此说与客观说没有明显差异。

我国刑法理论不仅在犯罪未遂论中讨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且在犯罪中止论中讨论“自动性”,但未能联系地考虑、二者之间的关系。显然,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都是由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故不属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着手实行犯罪或未得逞的,就应是犯罪中止。意志以外的原因,是指始终违背犯罪人意志的,客观上使犯罪行为不可能着手或者既遂,或者使犯罪人认为客观上不可能着手或既遂的原因,因此,对于中止的自动性应理解为,行为人认识到客观上可能继续实施犯罪或者可能既遂,但自愿放弃原来的犯罪意图。为了论述上的方便,下面仅述中止与未遂的区别。首先,行为人认识到客观上可能继续实施犯罪或者可能既遂。这就表明,行为人面临着两种可能性:或者继续实施犯罪、使犯罪既遂,或者不继续实施犯罪、不使犯罪既遂。在存在选择余地的情况下,行为人不继续实施犯罪、不使犯罪既遂,就表明行为人中止犯罪具有自动性。其次,行为人自愿放弃原来的犯罪意图,不再希望、放任犯罪结果发生,而是希望不发生犯罪结果。

在判断具体的行为是否具有自动性时,要以犯罪中止的法律性质(减免处罚的根据)为指导,同时可以采取逐步判断的方法。(1)首先采取限定主观说进行判断:行为人基于悔悟、同情等对自己的行为持否定评价的规范意识、感情或者动机而放弃犯罪的,应认为具有自动性。(2)在根据限定主观说得出了否定结论时,再根据主观说,采用上述Frank公式进行判断。“能达目的而不欲”中“能”,应以行为人的认识为标准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客观事实进行判断,也不是同时根据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进行判断。即只要行为人认为可能既遂而不愿达到既遂的,即使客观上不可能既遂,也是中止(不能犯除外);反之,只要行为人认为不可能既遂而放弃的,即使客观上可能既遂,也是未遂。(3)在根据主观说得出的结论不符合犯罪中止的法律性质,或者难以得出合理结论时,再以客观说为标准进行判断。例如,甲已经近距离地将枪对准了乙的头部,正欲扣动扳机时,警察在100米外喊“住子”,甲便逃走。事实上,甲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在警察抓获自己之前将乙打死,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不想被警察当场抓获而逃走。如果说甲是为了逃避刑罚处罚而放弃,事实上属于能达目的而不欲,则不影响犯罪中止的成立。但恐怕很少有人赞成这一结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客观说得出不成立中止犯的结论更为合适。再如,A在外地打工期间,于黑夜里实施抢劫行为,抢劫过程中发现对方是自己的胞兄B,于是停止了抢劫行为。在适用Frank公式时,如果从客观的或者物理的角度考虑,A仍然能够抢劫其胞兄的财产却放弃,应属于犯罪中止;倘若从心理的角度考虑,A不能继续抢劫其胞兄的财产,故属于犯罪未遂。在这种场合,宜采取客观说,认定该行为不成立中止犯。因为心理是一种复杂现象,完全从心理意义上认定和评价“自动性”,难以得出妥当结论。故在必要时,必须进行规范的判断。

2.关于自动性的具体问题

行为人中止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出于真诚悔悟,有的因为对被害人产生同情之心,有的由于惧怕刑罚处罚,有的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如此等等。-方面,不能将引起行为人中止犯罪的原因,当作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从而否认中止的自动性。例如,在强奸案中,行为人见妇女正值月经期,知道可以实施强奸行为但又自愿放弃的,就具有自动性,不能因为妇女来月经是行为人没有预见到的事实,就认定为意志以外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存在客观障碍就否认中止的自动性。在存在客观障碍的情况下,有时行为人并没有认识到,而是出于其他原因放弃犯罪的,应认定为中止;有时行为人认识到了,但同时认为该客观障碍并不足以阻止其继续犯罪,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放弃犯罪的,也应认定为中止。下面就几个具体问题略作说明。

(1)中止动机的伦理性。根据限定的主观说,自动性以中止动机的伦理性(悔悟、同情等)为前提。本书认为,虽然自动性的成立不以中止动机的伦理性为必要,但如果中止动机具有伦理性,则能肯定自动性。

(2)放弃犯意的彻底性。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成立犯罪中止,要求行为人最终放弃犯意。本书认为,这里的最终放弃犯意,应是指完全放弃该次特定犯罪的犯意,而不是完全放弃一切犯罪的犯意。例如,行为人原本打算强奸妇女,但着手后发现身上有巨额现金,认为与其强奸不如抢劫,进而使用暴力强取财物的,虽然成立抢劫既遂,但仍然成立强奸中止。再如,甲受雇杀乙,举枪瞄准后及时发现对方并非乙而放下枪支。因为并没有放弃杀乙的犯意,宜认定为犯罪未遂。

(3)基于惊愕、恐惧而放弃犯行。例如,以杀人故意砍杀一刀后,发现被害人流血异常而惊愕,进而停止了杀人行为。持主观说与限定的主观说的学者一般认为,这种情形不符合自动性的条件(也有例外)。但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完全不被外界事实触动而产生中止动机的情况,是几乎不可能的,不能以放弃犯行是基于惊愕、恐惧为由,而否认中止行为的任意性。本书认为,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依然认识到客观上可以继续实施犯罪,甚至可能是担心造成重大后果而放弃犯罪,故不影响中止犯的成立。

(4)因为嫌弃、厌恶而放弃犯行。例如,对妇女实施了暴力的强奸犯,发现妇女面部被泼洒过硫酸,产生了嫌弃、厌恶之情,没有实施奸淫行为。应当认为,嫌弃、厌恶之情与自动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般来说,在行为人认识到客观上可以实施奸淫行为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基于外部强制而放弃奸淫行为的,就应认定为中止犯。但是,如果嫌弃、厌恶之情压制了行为人的行为意志,导致其被迫放弃犯罪,则宜认定为犯罪未遂。

(5)担心被发觉而放弃犯行。对此需要具体分析:因为担心被当场发觉而不可能继续实施犯罪,所以放弃犯行的,不具有自动性;担心被当场发觉而使自己名誉受到损害,所以放弃犯行的,具有自动性;担心被当场逮捕而放弃犯行的,不具有自动性才且心日后被告发、逮捕与受处罚而放弃犯行的,具有自动性。

(6)基于目的物的障碍而放弃犯行。这是指行为人在实施财产犯罪时,因为没有发现当初预想的目的物而放弃犯行的情况。对此应具体分析:行为人没有盗窃特定财物的意图,只是想窃取一般财物时,如果因为财物价值不高(达到了刑法上的数额较大)而不窃取的,成立中止犯;行为人意图窃取特定财物,但不存在特定财物的,即使没有窃取其他财物,也不成立中止犯;打算抢劫巨额现金,但对方只有少量现金而不动劫取的,不成立中止犯。

(7)发现对方是熟人而放弃犯行。对此,可能需要根据犯罪的类型与一般人的观念对“熟人”是否属于压制行为人犯罪意志的原因作出区别判断。例如,行为人夜间实施暴力意欲强奸妇女,但在实施暴力行为的过程中发现对方是熟人,进而放弃强奸行为。本书认为,对这种情形宜认定为强奸中止。因为行为人是在客观上可以继续强奸的情况下,放弃强奸行为的。但是,在夜间实施抢劫行为,在实施暴力的过程中发现是自己父亲、同胞兄弟或者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而放弃抢劫的,不成立中止犯。

(三)中止的客观性


中止不只是一种内心状态的转变,还要求客观上有中止行为。中止行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自动放弃犯罪行为,二是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一般来说,在犯罪行为未实行终了,只要不继续实施就不会发生犯罪结果时,中止行为表现为放弃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在行为实行终了,不采取有效措施就会发生犯罪结果时,中止行为表现为采取积极措施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

行为是否实行终了,在理论上存在不同学说,不同学说对相同案件会得出不同结论。例如,手枪中有八发子弹,行为人开了一枪、发射了一发子弹,但仅造成对方极为轻微的伤害,后来没有再开枪。(1)主观说主张以行为人的犯罪计划或者认识内容为标准确定终了时期。在上例中,如果行为人原本只想开一枪,其实行行为就已经终了,因而成立犯罪未遂;如果行为人原本打算发射两发以上子弹,则实行行为还没有终了,因而成立犯罪中止。(2)客观说主张以行为的外部形态或结果发生的客观危险性为标准确定终了时期。在上例中,向被害人开一枪的行为本身就属于足以致人死亡的行为,即具有发生结果的现实危险性,故不管行为人主观上如何考虑,该杀人行为已经实行终了,即成立犯罪未遂。(3)遮断说主张以是否引起了“不遮断因果关系就发生结果”这种状态为标准区分是否终了。行为是否引起了这种状态,与行为人的认识、计划、意志等主观内容元关,仅根据客观事实进行判断。在上例中,如果第一枪就击中,给被害人造成了倘若放任不管就死亡的重伤,便属于“不遮断因果关系就发生结果”的状态,故实行行为终了;如果第一枪没有击中被害人,实行行为就还没有终了;如果第一枪没有击中,接着开第二枪,但也没有打中被害人,实行行为也没有终了;如果第二抢造成了倘若放任不管就死亡的重伤,则实行行为终了。该说显然以是否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结果发生为基准。(4)折中说主张根据行为当时的客观情况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综合判断终了时期。在上例中,第一枪仅造成被害人极为轻微的伤害,没有致人死亡的危险,而且还有继续实施行为的可能性,故实行行为还没有终了。

本书认为,在此所讨论的行为是否实行终了,应与是否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内容联系起来考察:如果行为人认识到单纯放弃犯罪行为就不会发生犯罪结果,事实上也是如此,则应认为行为未实行终了;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行为的,便成立犯罪中止。如果行为人认识到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事实上也是如此,则应认为行为实行终了;行为人采取措施防止结果发生的,就成立犯罪中止。如果行为在客观上并没有终了,但行为人误认为终了,因而不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成立犯罪未遂;如果行为人自以为没有终了,而自动不继续实施犯罪,事实上由于其他原因防止了结果发生的,宜认定为犯罪中止(如果发生了犯罪结果,当然是犯罪既遂);如果行为人自以为没有终了,而自动实施了足以防止结果发生的中止行为,事实上没有发生犯罪结果的,成立犯罪中止。

在未实行终了的情况下,行为人必须是真实地放弃犯罪行为,而不是等待时机继续实施该行为。例如,行为人侵入仓库后发现财物过多,打算回去开车来窃取的,不是中止行为。再如,行为人打算窃取现金,但因为有宝石,而只窃取宝石、不窃取现金的,不是中止行为。但是,在未实行终了的情况下,自动放弃重复侵害行为的,是犯罪中止。即行为人实施了足以发生犯罪结果的行为后,犯罪结果并没有发生,行为人还可以继续实施犯罪,但自动放弃继续侵害的,成立犯罪中止,而不是犯罪未遂。例如,甲的手枪中有3发子弹,在第一枪没有射中且可以继续射击的情况下而不射击的,应认定为犯罪中止。杏认成立犯罪中止的观点的基本理由是,甲在第一枪没有击中时就已经成立犯罪未遂,未遂后不可能成立中止。但是,按照这种观点的逻辑,行为人以杀人故意向被害人砍了一刀但未砍中,后来放弃砍杀行为的,也成立犯罪未遂。但这种结论难以令人赞成。与无疑成立犯罪中止的事例相比,也应当肯定放弃重复侵害的行为是犯罪中止。例如,乙击中被害人后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抢救脱险的,无疑成立犯罪中止。既然如此,甲在没有击中时放弃再次射击的,更应当成立犯罪中止。不仅如此,即使在因果关系发展的短暂进程中,行为人一度误以为或者估计已经既遂,但在能够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下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也宜认定为犯罪中止。例如,乙以杀人故意掐住妻子X的脖子。在X脸色青紫、小便失禁时,乙便以为X已经死亡,进而松手观望。随后X苏醒要水喝,乙倒水喂给X喝,放弃杀X的念头。再如,丙为了杀害丈夫Y,在Y睡觉时将煤气阀门打开,然后到邻居家。20分钟后,丙估计Y已经死亡,于是回到家。到家后发现Y躺在床上表情痛苦,顿生悔意,将Y送往医院抢救脱险。本书认为,应当根据犯罪未遂的成立条件客观地判断行为是否已经形成终局状态,而不能因为乙误以为X已经死亡、丙估计Y已经死亡,就肯定他们的行为已经属于犯罪未遂。换言之,乙、丙在实施中止行为时,其先前的犯罪行为并没有形成终局状态,故宜认定其行为成立犯罪中止。与明显成立犯罪中止的事例相比,也应当肯定乙、丙的行为成立犯罪中止。例如,妻子X向丈夫的食物中投放了毒药,丈夫食用后卧床不起。第二天妻子自动将丈夫送往医院抢救脱险,妻子的行为成立犯罪中止。而上例中的乙、丙实施中止行为的时点更早,因而更有理由成立犯罪中止。由此看来,仅因行为人误以为既遂或者估计已经既遂而否认犯罪中止的成立,并不合适。

在实行终了的情况下,中止行为必须是一种足以避免结果发生的、真挚的努力行为,但不以行为人单独实施为必要。没有做出真挚努力的,不成立中止。例如,行为人在其放火既遂前喊了一声“救火呀!”,然后便逃走的,即使他人将火扑灭,也不能认为是犯罪中止。对于不作为犯罪的中止而言,其中止行为一般表现为履行自己原本应当履行的义务。

(四)中止的有效性


不管是哪一种中止,都必须没有发生行为人原本所希望或者放任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侵害结果)。行为人虽然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采取措施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但如果发生了行为人原本所希望或者放任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就不成立犯罪中止。例如,乙托甲购买胃药,甲却将毒药交给乙。甲产生悔意后于第二天到乙家欲取回该药,而乙谎称药已被服用。甲见乙没有什么异状就回家了,没有将真相告知乙。几天以后,乙服用甲提供的毒药而死亡。甲虽然为防止结果发生采取了措施,但由于仍然发生了侵害结果,故不成立犯罪中止,而是犯罪既遂。

需要研究的是,中止行为与犯罪结果没有发生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时,是否成立中止犯?即行为人为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其行为本身偶然不能使犯罪结果发生或者由于他人行为防止了犯罪结果发生时,是否成立中止犯?本书持肯定说。大致而言,以下三种情况均成立犯罪中止:(1)中止行为独立防止了侵害结果发生时,成立犯罪中止。(2)中止行为与其他人的协力行为,共同防止了侵害结果发生时,只要能够认定行为人做出了真挚的努力,也成立犯罪中止。如行为人向被害人的食物投放毒药后,见被害人痛苦难忍而顿生悔意,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将被害人送往医院,由医生抢救脱险的,理当成立犯罪中止。(3)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而且犯罪结果没有发生,即使行为本身偶然不能导致犯罪结果发生,或者客观上完全由他人防止了犯罪结果发生的,也成立犯罪中止。换言之,只要中止行为足以避免犯罪结果发生,即使犯罪结果由于其他原因没有发生,也应认定为犯罪中止。例如,甲开枪射击乙,乙受惊吓而昏厥,甲误以为乙中弹倒地,又顿生悔意,将乙送往医院急救。虽然不予急救也不至于发生死亡结果,但也认定为中止,而非未遂,也不是未遂与中止的竞合。又如,行为人1分钟内向被害人静脉里注射了70ML毫升空气,具有致人死亡的危险,后生悔意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抢救。但事实上表明,由于被害人的体质、体重等原因,即使不抢救也不至于死亡。对此,也应当认定为犯罪中止。再如,行为客观上已经终了(不采取措施就会发生犯罪结果),但行为人误以为没有实行终了,不会发生犯罪结果,此时产生中止的意思,放弃了犯罪行为,也没有采取措施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但由于其他原因使得犯罪结果没有发生的,也宜认定为犯罪中止。在上述场合,由于行为人是在认识到能够既遂的情况下放弃或者自动采取有效措施的,在结果没有发生的情况下,违法性与有责性同时减少了,将其认定为犯罪中止,也有利于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否则,会导致刑罚的不均衡。刑法第24条要求“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这表面上要求中止行为与结果没有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事实上是要求犯罪结果没有发生,要求行为人采取有效的措施、做出真挚的努力。因此,本书不赞成要求中止行为与侵害结果没有发生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的观点。

犯罪中止并非没有发生任何结果,而是没有发生行为人原本所希望或者放任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因此,可以将犯罪中止分为造成了一定侵害结果的犯罪中止与没有造成任何侵害结果的中止。这种区分不仅对于量刑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正确认识犯罪中止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中止犯的处罚


刑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和认定“造成损害”(不属于“造成损害”的,就当然是“没有造成损害”)。首先,“造成损害”是指造成了一定侵害结果,但没有造成行为人原本所希望或者放任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例如,行为人中止了杀人行为,但杀人行为已经造成了他人轻伤。其次,“造成损害”是指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侵害结果。换言之,如果所造成的某种结果,并不是刑法规范所禁止的结果,则不能认定为“造成损害”。例如,甲中止杀人或抢劫行为,但其行为造成了暂时的身体疼痛或者轻微伤害的,不应认定为“造成损害”。又如,乙使用暴力强奸妇女,在奸淫之前实施了猥亵行为,后来放弃奸淫行为的,应认定为“造成损害”。再如,丙实施敲诈勒索行为,使被害人产生了恐惧心理,但后来自动放弃犯罪,不要求被害人交付财物的,不应认定为“造成损害”。如果刑法规定了以侵害他人意志自由为内容的胁迫罪,则可以认为造成了损害。还如,着手入户盗窃后中止盗窃行为的,如果入户行为造成了非法侵入住宅罪所要求的构成要件结果,就应认定为“造成损害”。行为人自动放弃重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重罪的结果,但造成了轻罪的“既遂”的,仍应认定为重罪的中止犯。例如,行为人自动中止杀人行为,没有造成死亡结果,但中止前的杀人行为造成重伤结果的,仍应认定为故意杀人中止,不能认定为故意伤害既遂。再如,行为人以强奸故意对被害妇女实施了暴力和奸淫前的猥亵行为,但自动中止了奸淫行为的,应认定为强奸中止,而不能认定为强制猥亵妇女既遂。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当防止结果发生的行为本身构成犯罪时,应如何处理?国外有学者指出“中止行为自身符合某罪的构成要件时,对其可以作为独立罪处罚。例如,放火的犯人为了灭火而破坏建筑物的一部分时,其行为就可能构成损坏建筑物罪。”因为当行为人设定了只能通过损害A法益才能避免B法益受到侵害的因果进程时,必须将A法益的结果归属于其行为。如果行为人故意设定了这一因果进程,就必须对A法益的损害承担故意责任。

足以防止结果发生的A行为独立地导致发生了原犯罪的侵害结果时,如果应将侵害结果归责于A行为,则不妨碍原犯罪成立犯罪中止。例如,甲向乙的食物投放毒药,乙吃后呕吐不止,甲顿生怜悯之心,开车将乙送往医院,但车速过快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乙死亡。由于乙被送往医院后有被救助的可能性,应认为甲的行为足以防止原犯罪的结果发生,而乙死亡的结果是由于甲的过失行为造成,甲成立故意杀人中止与过失犯罪(交通肇事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如果行为人采取的是不足以防止结果发生的措施(无效的中止行为),因而发生了原犯罪的侵害结果的,则仍然成立犯罪既遂。当然,如何区分无效的中止行为与导致结果的“中止”行为,还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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