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7日星期一

结果

结果的概念与特征


刑法理论对结果(危害结果)存在不同的表述。从结果的范围来说,分歧在于行对象的“特定”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例如,在故意杀人罪中,对象是人,相对于其他犯罪而言,该对象是特定的;但只要是人就可以成为本罪的对象,在此意义上说,该对象又不具有特定性。再如,拐骗儿童罪的对象是特定的,仅限于不满14周岁的儿童(比故意杀人罪的对象更具有特定性),但只要是儿童便可以成立本罪的对象,在此意义上说,该对象又不具有特定性。为造成的现实危险状态是不是结果。本书认为,结果是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所造成的现实侵害事实与现实危险状态。

根据本书的观点,结果具有以下特点:(1)因果性。结果由行为造成,行为是原因,结果是原因引起的后果。结果固然是行为造成的,但不能认为任何行为都必然造成结果。(2)侵害性与危险性。结果是表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遭受侵害或者威胁的事实,故可以分为侵害结果与危险结果。如果某种事实现象并不反映行为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即使由行为所引起,也不是结果。(3)现实性。结果是行为已经实际造成的侵害事实与危险状态。行为本身的危险不是结果。根据因果法则与实践经验判断认为行为终了后将会出现的“结果”,只是一种推测,毕竟不是现实存在,不能归入结果。(4)法定性。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是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结果,而不是泛指任何结果。例如,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颠覆、毁坏危险”时(参见刑法第116条),才能认为发生了危险结果。如果破坏行为客观上不可能发生这种危险,即使造成交通工具上的人员严重心理恐惧,也不能认定为造成了结果。(5)多样性。结果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即具有多样性。结果的多样性是由行为的多样性、法益的多样性、行为对象的多样性等决定的。但不论表现形式如何,只要已经出现的事实与状态是由行为造成的,并且说明危害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侵犯性,该事实与状态就是结果。所以,结果并不限于物质性结果。

危险的性质


“危险”是否属于结果,乃值得讨论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危险的含义。

“危险概念是一个危险的概念。”这是因为危险概念具有多种含义。总的来说,危险包括“行为人的危险”与“行为(广义)的危险”。前者是指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也可以称为再犯可能d性;后者是指行为客观上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危险。显然,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危险,即侵害法益的可能性与盖然性。后一种危险又可分为“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行为的危险,是指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导致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因而也可以称为行为的属性;作为结果的危险(危险结果),是指行为所造成的对法益的威胁状态。根据这种划分,行为的危险,作为行为的属性,不属于结果;作为结果的危险,是行为所造成的一种可能侵害法益的状态,因而属于结果。当然,在实践中有时难以对二者做出区分。例如,在行为人持枪追杀被害人但没有击中这一过程中,难以区分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但是,从理论上说,行为本身的危险和行为造成的危险状态是存在区别的。在许多案件中,尤其是在隔离犯中,能够而且应当区分行为本身的危险与行为造成的危险状态。例如,A在甲地邮局寄送毒药,旨在杀害住在乙地的BoA在甲地寄送毒药时,具有行为的危险;只有当毒药已经寄送给B时,才产生作为结果的危险。从法律上说,也存在作为结果的危险。例如,根据刑法第332条的规定,“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构成犯罪。其中的“有传播严重危险”就是行为已经引起了传播的危险状态,因而是作为结果的危险。当然,也不能因为存在作为结果的危险,就否认行为本身的危险。刑法上的行为必须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杏则不是行为。

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结果是对法益的侵害或侵害的危险。显然,其中的“侵害的危险”不是指作为行为属性的危险,而是指作为结果的危险。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还据此将犯罪分为侵害犯与危险犯:将对法益的现实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称为侵害犯,将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称为危险犯。危险犯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具体的危险犯与抽象的危险犯,至于区分标准则并不一致。第-种观点认为,具体的危险犯是以发生危险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抽象的危险犯虽然也以发生危险作为处罚根据,但它是不以发生危险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具体的危险犯与抽象的危险犯都是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但是,前者的危险是需要司法上具体认定的,后者的危险是立法上推定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具体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是行为所导致的一种状态,即作为结果的危险;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是行为本身属性,即行为的危险。第四种观点认为,具体的危险犯与抽象的危险犯的区别在于危险程度的差异。

本书认为,具体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紧迫(高度)危险。例如,什么样的破坏行为具有足以使汽车发生倾覆、毁坏的具体危险,需要根据汽车所处的状态、破坏的部位、破坏的程度等得出判断结论。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不需要司法上的具体判断,只需要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即可。抽象的危险实际上有不同的类型:其一,刑法分则条文类型化的紧迫危险。这种抽象的危险,实质上也是紧迫的危险,只不过不需要司法上的具体判断。“。例如,刑法第144条规定的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造成的都是紧迫危险,刑法条文将其类型化为抽象的危险犯,不需要司法上的具体判断,只需要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判断。再如,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具有类型化的紧迫危险。其二,刑法分则条文拟制的危险。这种抽象的危险既可能是紧迫的危险,也可能是比较缓和的危险,但由于难以预测,刑法对其间等看待。例如,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罪属于抽象的公共危险犯,该危险既可能是紧迫的,也可能比较缓和,但刑法第127条将任何情形下的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的行为,都拟制为具有公共危险的行为。其三,预备犯的危险,也可能被称为抽象的危险,这种危险是比较缓和的危险。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抽象的危险是不需要司法工作人员具体判断的危险,但是,如果具体案件中的特别情况导致行为根本不存在任何危险,则不能认定为抽象的危险犯。例如,危险驾驶罪中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属于抽象的危险犯。但是,如果行为人醉酒后深夜在没有车辆、行人通行的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不可能造成他人伤亡的,不应认定为危险驾驶罪。

在我国,危险犯与侵害犯不是就罪名而言,而是就犯罪的具体情形而言。例如,故意杀人既遂,是侵害犯,但故意杀人未遂则是危险犯;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放火等罪,属于具体的危险犯,但刑法第115条规定的放火等罪,则属于侵害犯。当人们说放火罪是具体危险犯时,是就第114条规定的放火罪而言,即只有发生具体的危险,才可能成立刑法第114条的放火罪。刑法第115条规定的放火罪,则是在具备具体危险的前提下发生了严重后果的侵害犯。

结果与犯罪的分类


以上根据法益的侵害、危险的形态,将犯罪分为侵害犯与危险犯。事实上,还有一些分类也是与结果密切相关的。

(一)行为犯、结果犯与结果加重犯


1.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

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标准并不统一,在国外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即以往的通说认为,两者的区分标准在于构成要件要素中是否包含结果,因此,构成要件中只规定了行为内容的犯罪为行为犯,构成要件中规定了结果内容的就是结果犯。第二种观点认为,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行为终了与结果发生之间是否具有时间上的间隔:结果犯在行为的终了与结果的发生之间具有时间上的间隔,而行为犯则没有间隔。第三种观点认为,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行为是否侵害了特定的行为对象,对特定行为对象的侵害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就是结果犯,对特定行为对象的侵害不是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便属行为犯。第四种观点反对行为犯的概念,认为只有结果犯,没有行为犯。我国刑法理论通常是在讨论犯罪既遂的标准时说明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一般认为,行为犯,“指以法定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

根据犯罪的本质,行为犯也必须具有侵犯法益的性质,否则不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认为行为犯是只需要实施一定行为就成立的犯罪,则可能意味着不需要法益侵害与危险。这会导致将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从而不当扩大处罚范围。事实上,国内外刑法理论事先已经确定了行为犯、结果犯的具体范围,即哪些犯罪属于行为犯、哪些犯罪属于结果犯已经被固定化,如非法侵入住宅罪、伪证罪属于行为犯,故意杀人罪、盗窃罪等属于结果犯(少数犯罪还存在争议),然后根据这种已经固定化的分类说明其分类标准。既然如此,本书便认为前述第二种观点所提出的分类标准具有合理性。即行为犯是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的犯罪,因果关系便不成其为问题;结果犯则是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时间间隔的犯罪,需要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否定已经固定化了的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分类,完全重新确立其分类标准与范围,则是另一回事。例如,完全能够以犯罪的成立(而非既遂)是否需要发生侵害结果为区分标准,发生侵害结果才构成犯罪的,是结果犯,如过失致人死亡罪、滥用职权罪等;这种结果犯只有是否成立的问题,而不可能存在犯罪既遂、未遂、中止与预备之分;没有发生侵害结果也构成犯罪的,就是行为犯,如故意杀人罪、抢劫罪,这种行为犯则存在犯罪既遂、未遂、中止与预备之分。根据这种标准所分出的行为犯,虽然不以发生侵害结果为必要,但行为也必须威胁了法益。

2.结果加重犯

结果加重犯,亦称加重结果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一个犯罪行为(基本犯罪),由于发生了严重结果而加重其法定刑的情况。故意伤害致死是其适例。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过重,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通现象。但过重的法定刑不一定具有合理的根据,故本书主张严格限制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

(1)实施基本犯罪行为,但造成了加重结果。根据结果加重犯的构造,结果加重犯应是对基本犯罪行为对象造成加重结果。例如,只有对故意伤害对象造成死亡的,才属于故意伤害致死。但对行为对象的范围不能作僵硬的限制,而应注意认识错误的情形以及基本犯罪行为的特点。例如,A本欲伤害B,但由于发生认识错误而伤害C,导致C死亡的,也成立结果加重犯。又如,甲实施放火行为,因过失导致他人重伤、死亡的,也应认定为结果加重犯。加重结果,并不是泛指不同于基本犯结果的任何结果,而是在程度与性质上重于基本犯结果的结果。在我国,加重结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其一,基本犯为抽象的危险犯,而行为导致抽象的危险发展为侵害结果时,该结果可能成为基本犯的加重结果。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属于这种情形。其二,基本犯为具体的危险犯,而行为导致具体的危险发展为侵害结果时,该结果是基本犯的加重结果。放火致人死亡的,属于这种情形。其三,基本犯为实害犯,行为导致性质相同且更为严重的实害时,该严重实害是基本犯的加重结果。伤害行为造成重伤或者死亡的,属于这种情形。其四,基本犯为实害犯,行为造成了性质更为严重的结果(对更重要的法益造成了侵害)时,该严重结果可能属于基本犯的加重结果。强奸、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属于这种情形。

(2)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本书的观点,只有当具有造成加重结果高度危险的基本行为直接造成了加重结果时,或者说,只有当基本犯与加重结果之间具有”直接性关联“时,才能认定为结果加重犯。就致死类型的结果加重犯而言,要以致命性的实现的有无为标准进行判断。因此,如果是后行为或者其他因素导致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缺乏直接性关联的,不能认定为结果加重犯。其一,行为人在实施基本行为之时或之后,被害人自杀自残、或因自身过失等造成严重结果的,因缺乏直接性要件,不宜认定为结果加重犯。例如,行为人实施强奸行为后,被害人自杀身亡的,不应认定为强奸致人死亡。又如,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轻伤行为,被害人在逃跑过程中不慎从二楼窗户掉下摔死的,不成立故意伤害致死。其二,基本行为结束后,行为人的其他行为导致严重结果发生的,不应认定为结果加重犯。例如,行为人对他人实施暴力造成重伤后,随手将烟头扔在地上引起火灾将被害人烧死。基本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能认定为故意伤害致死,只能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与失火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其三,在故意伤害等暴力案件中,伤害行为只是造成轻伤,但由于医生的重大过失行为导致死亡的,或者虽然伤害行为造成了重伤,但由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行为直接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不能认定前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例如,甲重伤乙后潜逃,并无通谋的甲的亲属阻止乙的亲属救助乙,导致乙流血过多而死亡的,甲的行为不成立故意伤害致死。其四,绑架、非法拘禁、拐卖妇女或儿童等行为,必然引起警方的解救行为,故正常的解救行为造成被害人伤亡的,应将伤亡结果归责于犯罪人。但是,如果警方由于判断失误,导致其解救行为造成人质死亡的(如误将人质当作犯罪人而射击),则不能认定犯罪人的行为成立绑架致人死亡。同样,在放火案件中,放火行为必然导致消防人员的灭火行为,故消防人员正常的灭火行为仍然不能避免淌防人员死亡的,具备直接性要件,应认定为放火致人死亡。但是,如果消防人员对情势判断失误,异常灭火行为导致自身死亡的,则不宜将该死亡结果归责于放火者。

(3)对基本犯罪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对加重结果至少有过失。首先,行为人对基本犯罪一般持故意。但对基本犯罪持过失时,也可能是结果加重犯。从理论上说,没有理由将基本犯罪限定为故意犯罪。从刑法规定来看,也存在对基本犯罪持过失的结果加重犯(如刑法第132条)。其次,对加重结果至少有过失(预见可能性)。其中,部分结果加重犯要求对加重结果持过失,如故意伤害致死。如果行为人对死亡结果持故意,则成立故意杀人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部分结果加重犯对加重结果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如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属于结果加重犯,行为人对重伤、死亡既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故意。本书认为,不应存在对基本犯罪待过失,而对加重结果持故意的结果加重犯;否则会造成罪刑不协调的现象。这需要根据犯罪的性质以及法定刑、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正确结论。在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持故意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发生加重结果,就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未遂。

但是,要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对加重结果至少有过失“的原则,还存在障碍。第一,行为人实施基本犯罪而导致加重结果时,如果因为行为人不能预见加重结果,便只以基本犯罪论处,是否有悖国民的法感情?如何认定基本犯罪的结果?例如,当伤害行为导致被害人因唯一的致命伤而死亡,行为人又不能预见死亡结果时,是认定为故意轻伤还是故意重伤?第二,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结果加重犯,都是因为基本犯罪行为通常可能导致加重结果而加重刑罚。这说明刑法已经限定了结果加重犯的范围,结果加重犯的成立并非漫无边际。既然如此,就说明实施基本犯罪行为的人通常能够预见加重结果,因而理当具有过失。果真如此,要求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具有过失,就实属多余。

尽管如此,刑法理论仍应坚持”对加重结果至少有过失“的原则。首先,由于责任主义是不可动摇的原则,所以,对于行为人没有过失所造成的加重结果当然不能归责于行为人,如同对意外事件不以犯罪论处一样。在伤害行为造成了死亡结果但行为人对死亡结果没有预见可能性的情况下,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并以重伤的法定刑论处,符合责任主义原则。其次,虽然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结果加重犯,限于基本行为通常可能导致加重结果的情形,但不排除行为人在特殊情况下不能预见加重结果的发生。所以,司法机关仍需具体判断行为人是否对加重结果有过失。

(4)刑法就发生加重结果加重了法定刑。加重了法定刑,是相对于基本犯罪的法定刑而言,即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高于基本犯罪的法定刑。如果刑法没有加重法定刑,结果再严重也不是结果加重犯。例如,遗弃行为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因为没有加重法定刑,不成立结果加重犯。

由于刑法对结果加重犯规定了加重的法定刑,故对结果加重犯只能认定为一个犯罪,并且根据加重的法定刑量刑,而不能以数罪论处。

(二)即成犯、状态犯与继续犯


从结果的发生与犯罪的终了的关系,可以将犯罪分为即成犯、状态犯与继续犯(均从既遂角度而言)。即成犯,是指一旦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犯罪便同时终了,犯罪一终了法益就同时消灭的情况。故意杀人罪便是如此。状态犯,是指一旦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犯罪便同时终了,但法益受侵害的状态仍在持续的情况。如盗窃罪。继续犯,是指在法益侵害的持续期间,实行行为或者构成要件符合性也在持续的情况。危险驾驶罪与非法拘禁罪是其适例。这种犯罪的分类,对于共犯与罪数的认定,以及追诉时效的计算等都具有意义(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二节”一“)。

结果的种类与地位


由于结果具有多样性,故有必要对其进行分类,以便深入理解结果的内涵与意义。

(一)侵害结果与危险结果


侵害结果,是指行为对法益造成的现实侵害事实。如死亡是杀人行为的侵害结果,身体的伤害是伤害行为的侵害结果。危险结果,是指行为对法益造成的现实危险状态。如杀人行为使被害人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就意味着杀人行为发生了危险结果。在大多数情形下,结果是指侵害结果。刑法条文中的结果,一般也是指侵害结果。例如,刑法第24条第1款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这里的”犯罪结果“一般是指侵害犯中的侵害结果。在本书中,如无特别说明”结果“一般是指侵害结果,但不排除有时包含危险结果,恳请读者合理判断。

(二)物质性结果与非物质性结果


物质性结果,是指现象形态表现为物质性变化的结果,它往往是有形的,可以具体认定和测量。如致人死亡、致人伤害、毁损财物等,都是物质性结果。非物质性结果,是指现象形态表现为非物质性变化的结果,它往往是无形的,不能或难以具体认定和测量。如对人格的损害、名誉的毁损等,属于非物质性结果。应当注意的是,非物质性结果也是行为造成的现实侵害事实或危险状态。不过,对非物质性结果的认定常常具有拟制或推定性质。例如,侮辱行为是否造成了毁损他人名誉的结果,几乎不可能测量,故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一定的侮辱行为,就会认定发生了毁损他人名誉的结果。

(三)严重结果与非严重结果


根据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严重结果,通常是指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以及使其他重大法益遭受严重损害。严重结果既可能表现为严重犯罪的基本结果(如故意杀人罪中的致人死亡),也可能表现为基本犯罪的加重结果(如抢劫罪中的致人死亡)。过失行为造成严重结果的,才构成犯罪。非严重结果,一般是指致人轻伤,使公私财产遭受较小损失以及使其他一般法益遭受损害。当然,结果是否严重,还要联系具体犯罪进行分析。在故意犯罪中,结果是否严重,既可能影响犯罪的成立,也可能影响法定刑是否升格,当然也影响在同一法定刑内的量刑。同样的结果,相对于此罪而言是严重结果,相对于彼罪而言可能被认为是非严重结果。

(四)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与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


显然,这种分类标准及其分类结果,取决于对构成要件的理解。

1.如果认为构成要件以既遂为模式,而且法定刑升格条件也是加重犯的构成要件,那么,大体可以认为,所有的结果都是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几乎不存在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

2.如果认为构成要件以既遂为模式,但法定刑升格条件不是构成要件,那么,基本结果就是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加重结果就不是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

3.如果认为构成要件并非以既遂为模式,只是成立任何形态的犯罪的最低客观条件,那么,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是指成立某一具体犯罪所必须具备的结果才口果行为没有造成这种结果,就不构成犯罪(也不成立未遂、中止等)。例如,根据刑法第397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行为,只有造成了公共财产、国家与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才构成滥用职权罪。这里的”重大损失“,就是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根据刑法总则第15条以及分则条文的有关规定,过失犯罪均以发生特定的结果为构成要件要素。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均有其特定内容。例如,在过失致人重伤罪中,重伤是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致人轻伤与致人死亡也是结果,但它们不是过失致人重伤罪的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反之,在过失致人死亡罪中,致人死亡是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致人轻伤与重伤则不可能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则是构成要件之外的结果,即不是成立犯罪所必需具备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否发生以及轻重如何,并不影响基本犯罪的成立;只是在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上,对反映罪行轻重起一定作用,因而影响法定刑是否升格以及同一法定刑内的量刑轻重。例如,抢劫罪的成立并不要求发生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故重伤、死亡不属于抢劫罪基本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即使抢劫行为导致他人重伤、死亡,该结果也是抢劫罪基本构成要件之外的结果。但由于发生该结果的抢劫行为比未发生该结果的抢劫行为的危害严重,故刑法对前者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在此意义上说,致人重伤、死亡是抢劫罪的加重构成要件内的结果。

本书认为,侵害结果并不是一切犯罪都必须具备的要素,所以,侵害结果不是共.同构成要件要素。因为危险犯的成立并不以发生侵害结果为要件。但是,根据结果无价值论的观点,任何犯罪的成立至少必须发生危险结果,所以,危险结果是共同构成要件要素。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行为犯不以结果发生为要件。但如前所述,在行为犯中,由于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所以,只是不需要认定因果关系,而不意味着行为犯中不存在结果。另一方面,在行为犯中,作为处罚根据的依然是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行为的样态本身。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不能将行为的任何结果都当作刑法上的结果。刑法上的结果,即使是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也必须是刑法规范阻止的结果。例如,将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当作刑法上的结果,就是不妥当的。

(五)作为选择法定刑根据的结果与在法定刑内影响量刑的结果


在一切犯罪中,结果对量刑都起影响作用。因为结果是反映法益侵害程度的事实现象,当然会影响量刑。就与法定刑的关系而言,结果对量刑的影响作用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作为选择法定刑幅度的根据。例如,刑法第234条根据伤害行为造成的结果不同,规定了三个幅度的法定刑。法官应根据伤害程度选择不同的法定刑。二是在既定的法定刑范围内影响量刑。当刑法没有将结果规定为法定刑升格或者降低条件时,结果的轻重便是酌定量刑情节。例如,同是过失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甲使大量的珍贵文物遭受损毁,乙使少量的珍贵文物遭受损毁(以构成犯罪为前提),这便是法官在量刑时应斟酌考虑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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